爱、疼痛、和转瞬即逝的风 | 与艾里森的对谈
在一个暴雨肆虐的盛夏傍晚，我们终于再次见到了艾里森。她扎着两根麻花辫，穿着宽大的T恤，没有回头看我们。她坐在窗边聆听雨声，没有打开房间里的灯，因此整个人都融入晦暗不明的黑色里去了。
比起上一次见面，艾里森好像看上去圆润了一点。她坦言进入大学后差不多重了六七斤，但是“这样也好，看上去更有血色一些。”她的瞳孔很黑，思考、发呆或者抬起眼皮看人的时候，会显得有点下三白眼，眼神很冷。我们有时调侃她“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暗黑使者”，她便会有点不知所措地连连摆手，小臂上已经不再明显的伤痕随着摇摆一晃一晃的。
一
艾里森告诉我们，她第一次自残是在初三的时候，主要原因是因为备考压力和对于初中的长期适应不良。那个时候她还不是使用尖锐器具，而是将一根弹性很足的橡皮筋带在手腕上很用力地弹。“我记得当时最喜欢用的橡皮筋是从活页本上拆下来的，只要用力得当，它能够抽出血印子甚至淤青，会让五根手指都短暂地麻木一下。”她说，那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自残是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内心的悲伤和愤怒快要爆炸了，但是又不能殴打同学和咒骂老师，只能在接近暴走的边缘时把自己关进厕所，用疼痛获得暂时的冷静。“即使已经毕业了很久，我还是不知道，当时阴差阳错地进入那所初中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一方面，那四年发生的某些事情，我还是不敢回想，以至于那个学校，那个场域对我来说都是有些望而生畏的；而另一方面，我非常确定如果没有在那里就读，我可能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状态，无论是性格、专业选择、还是职业规划......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很大地塑造了我，比如我对待‘学习’这件事情的态度、对于复杂情感的感知能力、以及基于情绪的创造能力，等等。”
艾里森初中就读于一所在市里排名非常靠前的民办初中，学校当时的入学门槛很高，她的很多同学都非常厉害，以至于她进入初中的第一个半年一直在迷茫自己是怎么被录取的。第一次考试，全年级大约220位同学，她的排名是2打头的三位数。排名在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稍稍提高了一些，后来又掉回了原处。“大概是六年级的寒假，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在这样下去，父母也给予我了非常充分的鞭策和帮助。”她的成绩在学期开始的时候直接上到了年级的68名，她清晰地记得这个数字。那个时候她心里充满希望，觉得“其实自己也有很多潜力和可能性，只是起步得晚了一点”。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艾里森预想的那样发展，事实上，整个四年她只是做到了“用尽全力不掉队”。没有学渣少女逆袭，没有一夜之间开窍，没有考场福至心灵。在初二的时候，她一度厌倦了这种“气喘吁吁奔跑，只为吞上一口第一梯队扬起的灰尘”的令人身心俱疲的拉锯战，于是在学习上有些摆烂，把重心放在了校内的一些学生科研活动上。这些活动是学校的拓展性课程，不计入分数，也不对升学有帮助，于是不少同学对待它们会相对敷衍一些。“我在学习上太久没有获得外界的肯定，同时，我也没有养成自我肯定的能力；作为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我只能去别的地方寻找一些赞美和成就感，从而不至于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如今回看这一时期，艾里森仍然觉得，她成绩一般的初二是初中岁月里“最有光辉的一段，如今想起来还是非常美好”，别的时候“都是灰暗的，不是很忧愁就是很崩溃”。
然而，科研活动不对毕业生开放，这也是一件无比正常的事情。因此，艾里森成为一名如假包换的初三学生后，就无论怎样都必须专注于学习、排名和未来了。幸运之处在于，初三后的考试难度主要对标历年较难的区模考，因此难度有所降低。这让艾里森相对过去更有可能考出好一点的名次，她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考试她的数学甚至考到了班级第二，这一度给了她不少信心。但是对她而言的“新问题”又出现了：有一位带她们班初三的老师，上课很清晰，但是比较心直口快，不喜欢她上课时习惯性地把手放在课桌下面，也不喜欢她被点名时需要反应一下才能给出解释，更不喜欢她的拘谨和唯唯诺诺，因为看上去比较呆滞。“我一直以来在班级里存在感就很低，即使我初二有努力科研活动一下，这下频频被点名，还是比较消极的那种。”艾里森说，“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那时是一个非常在乎外界评价且容易反应过激的人——我好像是从小就是这样所以可能只能草率地用‘性格’作解释；同时，我也非常容易被环境影响，特别是有很多厉害的老师同学在身边时，我容易崇拜他们，他们说我是什么我就觉得自己是什么。另外，在初二的摆烂结束后，我对自己的成绩和的升学情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同时从上至下的高压席卷了整个年级，无论是内在还是外界生产的焦虑都很大地影响了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比较频繁地受到正面的否定，这对我来说是令人不知所措的，因为这种情况很久都没有发生过了。”她又补充道：“其实我完全不责怪那位老师，我觉得她挺好的，但是在那个环境下，学生和老师总有一个要疯掉的。如果是现在的我，或者退一步说高二时的我，面对那种情况都能够自我调节一下，但是初三时的我可能太脆弱太紧绷了，在努力追赶别人三年有余之后迎来的言语打击对她来说还是太沉重了，她没有办法处理如此强烈的情绪。”2018年四月的一个傍晚，艾里森拿着橡皮筋走向了卫生间。
“我当时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惩罚，我需要反省为什么到了现在我还是个那么差劲的人，为什么是迟钝的、拖后腿的、无法给老师带来正面情绪价值的。”在短暂的疼痛后，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轻松，这种奇异的感觉促使她机械般地一下接着一下惩罚着自己。“当时我穿的是长袖，怎样的伤痕都能遮住。我没有告诉过父母这件事，直到现在也没有；原因很简单，最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到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已经覆水难收了。我想着，干脆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吞咽下去，等到我大好了再找机会告诉他们。”然而不久之后，现实让艾里森明白，这是一种天真；因为到高中，到大学，她的情况逐渐恶化，直至脱轨，一度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
二
进入高中之后，艾里森感到生活改善了很多。她没有凭借中考分数择校，而是通过自主招生渠道进入了一所上海市第二梯队的中学。在那里，她能够考到年级前列，上一次这样还是在她小学的时候。老师很和蔼，她也得以凭借成绩获得更多的的机会。“最开始，我认为一切在我进入高中时就会变好，最初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的；然而我很快发现我对于学习的焦虑愈演愈烈。”艾里森告诉我们，其实在高中的整个三年她都没有从初中的那个强竞争性的环境里走出来。初中升学的时候，她的绝大多数朋友各显神通（完全褒义）地进入了第一梯队的中学，其中某些朋友在升学上的成功，她是“感到不服气”的，因为在初中里“其实成绩差不多，甚至我有好几次考得更好”。所以，她担忧进入了一个排名低于她们的高中会让她与她们的学习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遂把自己的成绩目标定位在了年级前三十名，一旦达不到，就觉得自己无比差劲，需要被残酷地惩罚。高中时正常的成绩起伏，在艾里森的视角却成了评判她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艾里森没有进入高中很久，就又开始了基于学习和排名焦虑的自残；在高二，她把橡皮筋换成了刀子。
“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一种鬼使神差；然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种感觉。”长期累积的焦虑值过高使得胸闷气短、肠胃失调和头晕目眩日益频繁地袭击她的生活；而刺痛感、破开的皮肤与血液所带来强烈的触觉与视觉刺激总能厘清她混沌的大脑，有时甚至能够为她带来长达八小时的舒适感受，使她能够在此期间相对高效地学习并有安稳的睡眠。“用刀自残最开始是非常疼痛的，但是如果在短期内多次自残，就会感觉不那么疼，我一般称呼它为‘麻了’。然而，当我进入这个‘麻了’的状态后，生活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同时，我需要越来越高频率的自残使得我看上去是个显得‘品学兼优’的正常人。”艾里森这样和我们形容她“麻了”之后比较典型的一日生活实况：头重脚轻地从床上爬起，一旦清醒就开始因植物性神经莫名其妙地紧绷而开始心跳加速和呼吸困难，然后精神恍惚地爬上楼梯，感觉自己的四肢离开了身体在空中飘，而大脑机械且不停歇地产出无数难以理解的雨具，彻底地堵塞了她的头脑。在中午，她会因为数学题解不出前往洗手间“一番操作”，然后趁着逻辑思维能力暂时觉醒的关头抓紧解题。在这个过程中，打底衫有很大的几率沾上血迹，于是她只能在放学后确定四下无人时抓紧清洗衣袖。“在冬天，水寒冷刺骨，每次在水槽前浑身冰凉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是个巨大的精神病院。教学楼的外墙面是白色的，整个世界是白色的，濒死的，毫无意义的。”有的时候，她会短暂地好起来一下，下决心以后不能再这样，然后在最多一个半月的偃旗息鼓后，又投奔回了疼痛这种慢性毒药。
后来艾里森才知道，她的种种不舒适的感受可以被概括为“躯体化”，而自残的疼痛促使她的大脑分泌一种名为“内啡肽”的物质，它和多巴胺一样能够促进积极的情绪感受力，但是一旦她过度地以人为刺激的方式促进内啡肽分泌，她的内啡肽阈值会慢慢升高，即她需要更多的内啡肽才能获得和过去同样水平的正向情绪，这使得她在非自残时间往往被一种恶劣的心境笼罩。另外，当她“麻了”，即自残成瘾后，自残就会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强迫性行为如同幽灵般入侵她的生活，把她反复地抛入痊愈的错觉，再将她一次次地重新拉入深渊。
“当我开始自残成瘾之后，自残的原因就不再像最初那么单纯了......它变得非常复杂，有时我也说不清楚。一些无厘头的理由，比如天气特别好让人高兴，也会促进自残的发生，因为我想变得更高兴。不过更多的时候，促使我自残的主要原因是一种空虚感......我感觉自己作为一个身份，一堆标签活在世界上，我的皮囊下面是毫无血肉的。用略显哲学的话语说，我的自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快要丧失全部主体性的人突然惊觉自己的内在早已空空如也时激烈价值危机的战场，我企图用一种无比幼稚的方式去证明自我内容的存在、去抵御强烈焦虑的风暴、去企图获得别人的救助但又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来救助我......我没有力气找到比起自残的更优解，无论是阅读还是把自己沉浸在题海里，都于事无补。于是一切不断循环，直到身体无法承受。”报考大学的时候，艾里森选择了纯文科专业，一方面是因为她初中时理科比起文科有更大的概率唤起她的自残，导致她高中毕业时几乎对理科学习应激了；一方面是她想通过世俗眼光下的“自毁未来”逃离卷生卷死的焦虑海洋；最后一方面是她希望纯文科至少能够让她慢慢学会治愈自己，起码不要让自己的“内容”继续空虚着，最好与她的“形式”互相融合。
三
于是艾里森发现，这是又一种天真。无论她逃到哪里，都逃不出世界与她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在第一个学期的末尾，她就被积分制的成绩再次激得发起了疯，身体状况也亮起红灯；同时，专业课的理论打破了她曾经稳固的三观和观看世界的视角，在漫长的重建道路中，她的精神世界更加动荡。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需要慢慢承担起现实的义务，需要再次投身于某些让她曾经很应激的事情，比如做好卷的准备并学会怎么卷过别人。“于是我一年前迎来了至今为止最可怕的一次自残成瘾......而且我那时已经十九岁了，皮肉没有那么容易痊愈了，在靠近肘窝的地方的疤往往是浅红色的，要很久才能淡下去。有些印子是棕色的，非常丑陋，没有人知道它会停留多久，变成什么样子。”在那个因疫情而封闭的学期，艾里森开始通过情绪性的创造宣泄自己的情绪，“否则，我会彻底爆炸的......很不恰当的比喻，我站在从魔法少女堕为魔女的临界点。我很庆幸那时的‘大难不死’——很多人帮助了我，否则我也不可能现在以一个比较‘走出来’的样子，和你们谈论这些事情。”
“帮助”，每每谈到这里，艾里森就会感到很感激。她高中和大学的朋友们，会用或是温暖理解或是诙谐幽默的方式，在承受着个人生活的压力下，轻轻地接住她往往突如其来的情绪；她的家人虽然不理解她的一些“急转弯”的决定，但一直对她的人格给予非常充分的尊重，并散发温馨的气息；她求学一直以来，大部分遇到的，是无比温柔细致的老师。谈到家人，艾里森第一次红了眼眶——“我们之间曾经有一些矛盾，特别是在今年的上半年，还有一些是在比较遥远的小时候......但是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从不想离开或是伤害他们。我在今天之前从来没有让他们知道我自残的种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太残忍了。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说你们辛苦认真养了那么久的孩子，其实很早就不正常，一度快要疯掉了？很多时候，我也拷问自己，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没有经历过可怕的病痛，没有经历巨大的变故，我为什么不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究竟是哪里出了错误？”
艾里森泪流满面。她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在这个和自己的过去解离得无比彻底的人身上，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激烈的情绪。
四
艾里森认为，自己转好的重要时间节点，应该是大二下半学期的远行。在国外的交流将她置入了学业-工作平衡的极限困境，这是让人无比抓狂的，但是她因祸得福，慢慢地用各类健康的缓解方式覆盖了自残。同时，在一个远离成长环境的地方，她能够更大程度上以旁观者的视角去分析过去的经历、那个“遥远”生活领域中的问题、以及如何以实践导向的方式去慢慢填充自己的内容。虽然陌生国家的生活并不非常顺利，她的精神状态一度恶化了，同时也发现药物和心理治疗都并不适合她，但是回看，艾里森更倾向于将其归为“我自己结构性问题的充分展开”，在这之后，她有感受到身上的某些矛盾正在弥合，“感觉好像有稍微自洽、阳光一点。我希望——”她笑笑，“这不要又是一种天真，那我真的要去问这个世界是不是对我有点太不够意思了。”
在对谈的尾声，艾里森挣扎过后，还是浅浅提了一下C君。“从一种假装的清高来说，我不是很愿意用俗套的恋爱去归因，但是C君确实是特别的，他用他独特的方式帮助我慢慢放下了很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努力做细水长流的人。”艾里森抱歉地通知我们，对于她的慢慢转好和未来自我疗愈的方式，她还没有能够归结出一套很好的方法论，但是她相信以一个20岁成年人的状态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求生欲强，大抵还是不会凄惨的。“我还是愿意去期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美丽的未来。如果我在20岁就自洽了，那大概率是一种假自洽；否则，我以后在精神成长上有什么功夫可以作？”
艾里森长吁一口气。在晦暗中，她的面色应该是释然的。